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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四早晨7点30分，江苏省人民医院三楼多学科联合会诊(MDT)会议室的灯箱已经亮着。
长桌上摊着CT片、病理报告和基因检测报告。肿瘤内科、胸外科、影像科、放疗科、病理科的医生围坐在一起，讨论一个个肺癌疑难病例。这个肺癌多学科团队成立于2014年，每周四清晨固定碰面，至今已坚持十余年。
牵头会诊的是郭人花医生。她是这家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医师，从医三十余年，主要方向是肺癌等恶性肿瘤的诊治。
这样的会诊，只是郭人花医生工作的一部分。她的时间常常划分为：查房、门诊、开管理会议、外出学术交流、带教学生的研究工作。每次出门诊，四五十个患者看下来，常常就到了下午。
多学科精准诊疗
MDT，即多学科诊疗模式，上世纪90年代起源于美国。它的逻辑很朴素：一个复杂疾病，不该由一个人拍板。
在肺癌这里尤其如此。影像科负责病灶的检出、定位与分期判断；病理科明确病理类型与分子分型，判断有无可用的驱动基因；胸外科评估可切除性、设计手术方案；放疗科判断是否需要放疗及照射范围；肿瘤内科则统筹全程——药物治疗怎么排、什么时候介入、与其他手段怎么衔接。
“面对多种治疗手段，如何取舍、确定先后顺序、实现有机组合，需要不同科室之间充分协商衔接，做好诊疗方案的‘排兵布阵’。”郭人花说。
一场会诊的前期准备并不轻松：整理患者的全部既往病史，备齐影像资料、原始病理报告、原始基因检测结果，完整复盘每一次治疗的药物疗效、毒性反应、用药剂量以及患者主观感受。在此基础上，再针对个体病情邀请相应领域的专家参与。
过去很多患者和家属认为，肿瘤应尽早切除。但临床上，约六成肺癌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，失去了直接手术的机会。“对于不能手术、或者暂时不能手术但后续可能获得手术机会的患者，MDT能发挥重要作用。”郭人花说。
她记得2019年的一位年轻男性患者。手术意愿非常强烈，但外科医生评估后认为，初始直接手术的条件并不理想，建议先做药物治疗，待肿瘤缩小后再评估——这类“先药物、后手术”的路径，在设计上属于转化治疗。患者仍坚持手术，被推荐到MDT后，多学科医生一起跟他讲手术的利弊。他接受了先药物治疗的方案。第二次MDT评估后，手术切除得非常干净，如今已能正常上班。
“我们希望做手术，就给患者做得干干净净。”郭人花说。
遇到意见不一致，会诊中激烈讨论是常事。“最终综合各方意见，给出最规范、科学的治疗方案。”
会诊要解决的，也不只是“谁来治”，还有“怎么少折腾”。很多患者确诊后非常焦虑，在这家医院做了CT，不放心，又到另一家再做一次。“短期内重复检查没有必要，而且患者焦虑、恐慌，最后六神无主。”在郭人花看来，多学科会诊做的事情就是“把关”——不让患者多跑冤枉路、多花冤枉钱。
肿瘤缩小，不代表万事大吉
“肿瘤缩小，不代表万事大吉。”这是郭人花反复提醒患者的一句话。
她常用“狡猾”来形容肿瘤。医学上，这有更具体的解释：肿瘤存在空间与时间的异质性。在靶向药的持续压力下，一部分细胞会通过继发突变、旁路激活甚至组织学转化等方式逃逸——原来被堵住的那条通路走不通了，它可能绕到旁边一条路上，原有的药物就难以再起作用。这就是获得性耐药。
影像上的缩小，不是一个可以停下来的信号，它只是一个需要继续观察的节点。
耐药之后，最关键的一步往往不是立刻换药，而是先弄清楚为什么耐药。“个体化的精准诊断，是精准治疗的基础。”郭人花说。通常意味着再次活检，或通过血液做液体活检，检测循环肿瘤DNA，明确耐药机制——是一线靶点出现了继发突变，还是出现了新的驱动基因。这一步做完，下一棒才知道往哪个方向接。
“有靶先打靶。”她说。检测到新靶点，就换对应的靶向药；没有明确新靶点，免疫治疗、抗体药物偶联物(ADC)等也可能是接下来的选项。
目前国内最新的ADC技术已经能够做到靶点内吞和肿瘤微环境的双重作用，具体产品疗效和安全性也已经得到了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等学术界认可。
她还提醒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：肺癌容易发生脑转移和骨转移，这些部位需要定期评估。有的病人第一年还很重视复查，第二年开始大意，第三年就“放飞自我”了。
耐药之后怎么办？“好多病人也学习了，知道进展了要二线，所以一旦到二线，还是非常沮丧、难过。”她说，“我跟他们讲：二线还是有很多治疗方法，不要紧张，医生肯定会给你寻找第二种最优方案。”
在她看来，一线是第一棒，二线是第二棒。第一棒跑得越长越好，说明疗效好，病人的信心也会上来。但接力赛的下一棒，不是随便换一种药接着打——每一棒交接之前，都做了该做的检测和判断。随着药物不断迭代，第二棒、第三棒依然可能是好药。
要让患者“活得长，也活得好”
郭人花记得2015年的一位大学女教师。确诊时已是晚期肺腺癌，伴有骨转移。
一代靶向药用了约8个月，耐药。郭人花建议重新做基因检测，真的找到了新的靶点，但针对这个靶点的药当时还在全球临床研究阶段。患者一开始因为担心被当成“小白鼠”，拒绝了临床研究，选择化疗加抗血管治疗。效果并不理想。之后又出现了肾上腺转移。
直到2017年，她才终于同意加入双靶临床研究。郭人花为她制定了双药靶向方案。
从那时到现在，九年多过去，患者病情稳定，生活质量很好，在老年大学里忙得不亦乐乎。
郭人花说，原来晚期肺癌中位生存才一年左右，现在八九年的病人太多了。“你看到他时根本看不出是肿瘤病人，他也回归社会，生活各方面都不受影响。”
这种变化，几乎与她亲历的药物迭代同步。郭人花把肿瘤药物治疗分成几个阶段：最早是化疗；后来进入靶向治疗时代，EGFR、ALK等驱动基因被发现，抑制剂从第一代做到第二代、第三代；再后来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成为重要手段。如今，抗体药物偶联物(ADC)发展很快，从成熟靶点的单抗ADC到双抗甚至三抗，毒素分子也从传统的微管抑制剂、喜树碱类发展到新机制分子，推动肿瘤治疗方案不断进化。
她叫它“魔法子弹”——通过抗体与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结合，把化疗药直接带到肿瘤内部，高效杀伤肿瘤，副反应相对轻一些。
今年7月25日，郭人花团队收到了一位母亲的感谢信。她的孩子今年高考，确诊后一直没有接受全面治疗，身心承受巨大压力。在高考完后，这位母亲参与了国产ADC新药的临床试验，病情出现了明显好转。她在信中表达了对团队严谨科研态度和温暖医学人文的感谢，称赞团队为患者带来了生命的曙光。医药医疗技术的不断创新让患者有了与癌共存的依靠，通过国产创新药降低费用、延长共处时间，也节约了更多时间和金钱成本。慢病管理，意味着治疗目标从“消灭最后一个癌细胞”，转向“让一个人带着肿瘤继续生活”。
郭人花常对患者说：“生在这个时代，尽管可能身患肿瘤是不幸的，但最起码我们有不断有好药问世，能够帮助到病人。”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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