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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新余10月27日电 题：超越“依附”走向“自主”，全球南方需要什么？
——专访印度裔历史学家、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维杰·普拉萨德
明德战略对话(2026)“天工开物 链接全球”——新余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话日前在江西新余举办。印度裔历史学家、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维杰·普拉萨德(Vijay Prashad)出席对话活动，并接受“东西问”专访。他从《天工开物》的历史传播谈起，延伸至数字主权、矿产加工与农业合作，认为全球南方需要的不是自我封闭，而是互相学习、共同建设的能力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记者：19世纪法国汉学家儒莲(Stanislas Julien)曾将《天工开物》译介到欧洲，其中养蚕技术部分内容为欧洲应对蚕病危机提供了重要参考。您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对今天全球南方讨论“知识自主”的启发？
普拉萨德：比起“知识自主”这一表述，我更看重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学习。每一种文明都积淀了自身独有的知识传统，中国如此，印度亦是如此，但人类的知识本就是在持续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发展的。珍视本土文化传统，并不等于自我封闭。
知识的“去殖民化”，不是拒绝向外学习，而是不把西方知识视作唯一标准。我们既可以借鉴欧洲的经验，也可以学习中国的实践，面向世界各地汲取有益养分。儒莲将中国古代典籍译介传播至欧洲，正是跨地域知识流动的典型历史案例。当下，我们同样需要保持开放学习的姿态，同时建立起对本土文化的自信。
10月8日，江西新余，明德战略对话(2026)“天工开物 链接全球”——新余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话活动期间，维杰·普拉萨德(中)来到一家锂电企业展厅参访。 记者 刘力鑫 摄 记者：您曾指出，全球南方在数字时代面临新的依附形式，只有少数国家拥有高度数字主权。从《天工开物》的历史经验看，全球南方可以汲取什么？
普拉萨德：过去十余年间，美国与中国各自搭建起相对完整的数字生态体系，既包含各类软件、应用，也涵盖硬件、海底光缆、卫星等底层数字基础设施。世界多数国家所使用的数字服务，也都来自大型跨国企业。不少全球南方国家缺少自主硬件配套，部分基础数字资源需要依赖外部供给，由此形成数字时代新的依附问题。
全球南方尚未充分开展区域协同，合力共建属于自身的数字基础设施。这并非要求各国在不同外部技术体系之间做二选一，核心在于培育自主建设能力。中国发展带来的启示，不是简单照搬他国现成技术，而是吸收外部有益经验，逐步搭建起自己完整的基础设施，这条经验值得全球南方参考。
在多边框架下，应当倡导建设多边公共数字基础设施，在联合国等框架下探索全球数字公共服务，避免私人商业资本掌控公共数据并从中牟利。当前人工智能领域市场集中度较高，建设超级计算机、大型数据中心投入巨大，抬高了行业入局门槛，后发国家很难参与竞争。依靠单一国家力量，很难独立完成人工智能这类重投入的高技术项目，区域联合协作会是可行方向。倘若全球南方始终只作为技术使用者，无法参与生产环节，数字层面的依附关系还会持续加深。
全球南方崛起属于结构性、长期性趋势，并非短期周期性现象。伴随外部市场环境变化，南南合作、南南贸易的重要性持续上升。过去部分国际机构并不鼓励发展中国家推行产业政策，而中国依托产业政策推进工业化的实践，值得全球南方国家研究借鉴，全球南方更应当探索适配自身条件的发展模式，不必一味模仿外部路径。
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位于世博园区的“Alem.AI”国际人工智能中心，工作人员调试中心内的人形机器人。（资料图）记者 单璐 摄 记者：印尼、津巴布韦、尼日利亚近年来都开始推动在本国加工锂、铀等矿产，不再只出口原材料。您认为这是否说明全球南方在关键领域正从“依附”走向“自主”？实现这一转变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
普拉萨德：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已经开始转变发展思路，不再单纯出口矿产原材料，推动矿产加工环节落地本土，希望把产业附加值更多留在本国经济体系之内，这是值得肯定的发展方向。下一阶段全球南方的合作发展，应当着力构建“本地商品链”，改变长期以输出初级原料为主的贸易模式。
债务压力是推进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阻碍。不少全球南方国家背负较重债务，受此影响，很难筹措足够发展资金，难以积累本土储蓄，也制约科研机构、产业项目的落地推进。资金缺口之下，本土产业建设受限，资源开发容易更多交由外部力量参与。
如果债务困境得不到化解，转型就很难向前推进；缺少金融层面的自主空间，科技产业的独立发展也会面临重重制约。与此同时，应当扩大本币结算的贸易实践，改变贸易结算过度依赖单一货币的现状。现有部分多边开发机构推进节奏偏慢，有必要探索设立新的多边开发金融平台，为本土产业链建设提供配套资金支持。
当地时间2024年8月28日，印度尼西亚万隆，中国—印尼新能源材料与冶金工程技术联合研究实验室揭牌。 记者 李志全 摄 记者：您曾提到巴西“无地农民运动”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开发农业AI应用，农民用AI分享土壤和奶牛养殖的经验。您认为这是否说明，全球南方不必重复“技术由少数巨头主导”的老路，可以走一条更本地化的技术路径，从“技术消费者”变成“知识生产者”？
普拉萨德：我此前参观过北京周边的一处智慧农业项目，番茄生产大量工序已经实现机器人作业。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愿意将这套成熟的农业生产模式分享给有需要的国家，不以营利为首要目的。但这一设想在现实中面临基础配套不足的制约——很多发展中地区电力供给尚不能稳定保障，很难直接落地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模式。历史上长期的殖民主义，造成大量地方财富流失，由此遗留的发展短板，需要很长时间逐步弥补。
巴西“无地农民运动”与中国农业大学的合作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范例：高校直接对接基层群体，将技术能力转化为农业生产的实际成效。这不是单向的技术输出，而是让一线生产从业者参与知识共创。全球南方要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知识生产者，就需要更多这样契合本地实际需求的合作模式，而不是直接照搬外来的现成发展模式。
这类合作模式的关键，在于让基层生产群体参与知识创造的全过程。只有技术真正扎根本土现实需求、本地人深度参与其中，全球南方才能够一步步摆脱外部依附，走出适配自身条件的技术发展道路。(完)
受访者简介：
维杰·普拉萨德。 记者 刘力鑫 摄 维杰·普拉萨德(Vijay Prashad)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所长，印度历史学家他曾出版30本书，包括《华盛顿子弹》《黑暗国家：第三世界人民的历史》《穷国国家：南半球可能的历史》等。他是2009年穆扎法尔·艾哈迈德纪念奖的获得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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